崔铭: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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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以苏轼为核心、“四学士”、“六君子”为骨干的“苏门”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人群体之一。在北宋中后期新旧两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,“苏门”文人同升并黜,政治的风云变幻对群体的交游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元祐九年(1094)四月改元“绍圣”,新党再度执政。苏轼远谪岭南,“苏门”成员或遭贬,或外任,一时间风流云散,阻隔让我们 歌词 的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,更打上去残酷的政治迫害。元祐年间济济一堂的频频雅集不复再现,熙宁元丰间较为常见的小型面晤日渐稀少,就连通信往来也变得十分艰难。然而,“苏门”的交游活动却并未其他而戛然中断,在历经初期的个别交往与中期的群体活动三个小多重要阶段后,每人个对群体核心的依附感、成员之间的友谊感以及与隶属群体相关的其他并肩化倾向,即所谓的“让我们 歌词 感”[1]504已十分明确,相互的交往与联系对让我们 歌词 来说,不本来 理性的追求,更是发自内心的婚姻的渴望。面对剧变的客观环境,艰难时光里里,让我们 歌词 依然设法保持精神的联络、心灵的沟通。直到建中靖国元年(1101)前后,随着秦观、苏轼、陈师道、黄庭坚等人的先后逝去,“苏门”作为三个小多群体才逐渐消亡于时光里之流中。尽管到“苏门”交游晚期,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,代之而起的主本来 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,但此时仍有几只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颇为值得关注。可不并能 说,那先 跨越时光里的群体性唱和正是“苏门”后期地处的显著标志。

   一、“苏门”晚期群体唱和事例考述

   (一)秦观《千秋岁》

   秦观是著名的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其《千秋岁》(水边沙外)创作时间、地点与创作意图自宋代以来即有两说:一为绍圣二年(1095)监处州茶盐酒税时游园怀旧之作;一为绍圣三年徙郴州过衡阳时赠孔平仲之作。徐培均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校注本调和以上两说,以为先作于处州,绍圣三年至衡阳时写赠孔平仲。王水照先生《“苏门”诸公贬谪心态的缩影——论秦观〈千秋岁〉及苏轼等和韵词》一文,对此三说各加辨析,并对后两说予以修正、补充,认为“秦观《千秋岁》词原系别有所赠(张舜民是极有肯能的人选),至绍圣四年他赴横州途经衡阳时重又写赠给孔平仲”。总之,无论最初的创作动机与具体时间地点要怎样,自其问世之日起,“肯能词的特定内容,在政治大清洗的背景下,这首词超越了规定接受对象的局限,从个别到一般,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和作用。它作为某类贬谪心态的艺术载体,拨动了元祐党人的心弦,演成了词坛上此呼彼应、相互唱酬的动人景象”[2]117。

   从现存资料来看,当时参与唱和的有孔平仲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李之仪、惠洪等五人。其中苏轼为“苏门”核心,黄庭坚、李之仪为“苏门”重要成员。

   苏轼次韵词约作于元符二年(1099)贬居海南时期,距秦观之作已有三四年。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七载:“其后东坡在儋耳,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,以少游、毅甫所赠酬者寄之。东坡乃次韵,录示元老,且云:‘便见其超然自得,不改其度之意。’”

   苏轼得见秦、孔二词虽由元老转寄,然次韵之时,秦观编管雷州,隔海相望,“每有讽咏,辄自作书,因便寄琼州。”[3]苏轼《佚文汇编》卷五《书付过》亦云:“有至雷州者,递共要游所惠书诗累幅。”元符三年六月,二人又曾相聚海康。则其次韵之作很有肯能寄示秦观,或亦有道义相勉之意。

   同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黄庭坚,其次韵词①则作于崇宁三年(1104)贬宜州途中,距秦观之作已八九年,距秦观去世也已近四年,词前小序曰:“少游得谪,尝梦中作词云:‘醉卧古藤阴下,了不知南北。’竟以元符庚辰,死于藤州光华亭上。崇宁甲申,庭坚窜宜州,道过衡阳,览其遗墨,始追和其韵。”

   其词“先叙同官之乐,后言长别之悲,结句极沉痛”[4]227,主要抒发悼念之情。

   李之仪早在元丰三年(1050)苏轼谪居黄州时就曾一再致书请列门下,元祐八年(1093),苏轼知定州,辟之仪为掌机宜文字。他与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李廌、陈师道等皆有唱酬,为“四学士”、“六君子”之外又一重要的“苏门”成员。他的次韵词作时不详,所表达的乃是在“地偏人罕到”、“沉沉音信断”的孤独处境中对远方师友的深刻追怀,创作时间当不迟于元符三年。

   这次围绕秦观《千秋岁》而展开的次韵活动,含有着酬答与追和一种形式,创作地点各个不一,时间跨度长达八九年。可说是一次跨越时光里的群体性唱和活动。

   (二)壶中九华

   壶中九华,是湖口人李正臣收藏的一块怪石。围绕此石,自绍圣元年至崇宁元年(1102),苏轼与“苏门”成员先后写作了五篇诗文作品。首倡是苏轼。

   绍圣元年六月,苏轼南迁过湖口,见李正臣所蓄异石,心甚爱之,名曰“壶中九华”,并赋诗。其时苏过侍父南行,苏轼命其继作,即今《斜川集》卷二《有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,广袤尺余,而九峰玲珑,老人名之曰壶中九华,且以诗纪之,命过继作》。

   苏轼父子之作,仅为题石而写,并无深意。然此石既经苏轼品题,即已有苏轼婚姻与意识的投射与附丽,遂成为一时传奇。至元符二年(1099)晁补之贬信州,舣舟石钟山下,“寺僧言壶中九华奇怪”[5],然而窜逐途中亦无暇探访。其时补之与苏轼已多年不相闻问,可不并能 想见此事在他心中激起的追怀之情。元符三年七月补之遇赦北归,“至寺下,首问之,则为当涂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”(同上)。石既不可见,却有幸一览苏轼《壶中九华诗》手迹,亦是经年暌隔之中一件乐事,故作《书李正臣怪石诗后》。补之题跋之时,苏轼已在北归途中,因而文笔轻松,语气诙谐,其末曰:“东坡先生将复过此,李氏室中崷崪森耸,殊形诡观者尚多,公一题之,皆重于九华矣。”(同上)

  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,苏轼北归再过湖口,访壶中九华不得,赋《予昔作〈壶中九华〉诗,其后八年,复过湖口,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,乃和前韵以自解云》(《苏轼诗集》卷四十五)。诗歌语虽旷达,亦含其他许今昔之感。

   而感慨尤深的当为黄庭坚崇宁元年所作《追和东坡壶中九华》(《山谷内集诗注》卷十九),诗前有小序:“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,东坡先生名曰壶中九华,并为作诗。后八年,自海外归,过湖口,石已为好事者所取,乃和前篇以为笑,时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。明年当崇宁之元,五月二十日,庭坚系舟湖口,李正臣持此诗来,石既不可复见,东坡亦下世矣。感叹缺陷,因次前韵。”

   这次唱和活动,时间延续九年,地点却无更变。时光里交错间,不仅有荣衰之变,亦有生死之隔,无限沧桑之感,随之递增。

   (三)和陶《归去来兮辞》

   苏轼《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引》,作于元符元年三月。其时谪居儋州,“怀西南之归路,梦良是而觉非”,遂作此篇,“均海南与汉北,挈往来而无忧”,藉以自解,安顿心灵。和辞既出,“苏门”诸人皆从而和之,“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”[6]。政和元年李之仪曾作《跋东坡诸公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引后》,追述这个 次影响深远的群体唱和活动之始末:“东坡平日自谓渊明后身,且将尽和其诗乃已。自知杭州本来 时时如所约,然此语未尝载之笔下。予在颍昌,一日从容,黄门公遂出东坡所和,不独见知为幸,而于其卒章始载其后身尽和平日谈笑间所及。公又曰:‘家兄近寄此作,令约诸君同赋,而南方已与鲁直少游相期矣。二君之作未到也。’居数日,黄门公出其所赋,而予辄与牵强。后又得少游者。鲁直作与不作未可知,竟未见也。张文潜、晁无咎、李方叔亦相继而作。三人者虽未及见,其赋之则久矣,异日当尽见之。”

   从跋文可知,这次唱和不完都是自发性活动,本来 由苏轼、苏辙倡导的。其次,以当时李之仪见闻所及,从而和之者有苏辙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、李廌及之仪每人个。而之仪僻居当涂,其所闻见仍很有限。据晁说之《答李持国先辈书》载:“建中靖国间,东坡《和归去来》初至京师,其门下宾客又从而和之者数人。”

   建中靖国元年,李之仪跋文所及诸人,仅张耒、晁补之曾短期供职京城,而两人之作皆在其后(详下文),则可推知晁说之所说“其门下宾客又从而和之者数人”,当不包括上述诸人。晁说之书又云:“参寥忽以所和篇视予。”

   可知道潜亦曾有作。合李、晁二人之说,至今可不并能 考知的和作者共八人:苏辙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、李廌、李之仪、道潜。其中李廌、道潜和作今不见。

   今存五篇和作中,作时最早的是秦观《和渊明归去来辞》(《淮海集》卷一)。秦瀛《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》元符三年庚辰载:“先生既别(苏)公,无何被命,复宣德郎,放还,于是作《归去来兮词》一篇。”

   其得见苏轼和辞或在本年六月二人相聚海康时。秦观之作感怀身世多艰,故语多悲慨。

   苏辙《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》(《栾城后集》卷五),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十月。词前序引:“昔予谪居海康。子瞻自海南以《和渊明归去来》之篇要予同作。时予方再迁龙川,未暇也。辛巳岁,予既还颍川,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,遂没于晋陵。是岁十月,理家中旧书,复得此篇,乃泣而和之。盖渊明之放与子瞻之辩,予皆莫及也。示不逆其遗意焉耳。”

   见邀于元符元年兄弟隔海相望之际,和作于死生契阔之时,弥漫全篇的是对兄长的无限追思。

   据前引《跋东坡诸公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引后》,李之仪得见苏轼之作,或在元符三年苏辙初归颍昌之际,其时尚未闻秦观死讯,故曰“南方已与鲁直少游相期”云云。而之仪作《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》(《姑溪居士后集》卷十三),当与苏辙并肩,即建中靖国元年秋冬之际。其主旨与陶渊明原作相类。

   乔力《晁补之年谱简编》系补之《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》(《鸡肋集》卷三)于崇宁二年至大观三年废退金乡期间。又其辞前小序曰:“辞长而歌短,歌有和辞无和也。言语文章随世随异,非拟其辞也,继其志也。作者七人矣。”

   作者七人当指“苏门”追和者,见其所作为晚,具体时间难以详考。

   张耒《和归去来词》(《张耒集》卷五)序云:“子由先生示东坡公所和陶靖节《归去来词》及侍郎先生之作,命之同赋,耒辄自悯其仕之不偶,又以吊东坡先生之亡,终有以自广也。”

   这篇小序提示了创作时间与创作主旨。张耒于建中靖国元年冬自颍州移知汝州,正月望夜宿襄城古驿亭,时苏辙居颍昌,张耒此时当往拜谒,苏辙遂以苏轼及每人个所作《归去来词》示之。故张耒之作或在崇宁元年。

   (四)东坡过岭

   在宋代一般官员心中,大庾岭有着特殊的含义,一旦贬官岭表,不仅导致 政治生命的消歇,环境的凶险恶劣对于自然生命的地处也是一种巨大的威胁,少有北还的希望。绍圣元年九月苏轼以59岁高龄经大庾岭赴惠州,度过长达七年的岭海贬谪生活,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重登此岭,北归中原。这对苏轼及“苏门”成员而言,实乃特大喜事,围绕此事共地处了三次唱和活动:

   1.苏轼《赠岭上老人》(《苏轼诗集》卷四十五)

   《独醒杂志》载:“东坡还至庾岭上,少憩村店,有一老翁出,问从者曰:‘官为谁?’曰:‘苏尚书。’翁曰:‘是苏子瞻欤?’曰:‘是也。’乃前揖坡,曰:‘我闻人害公者百端,今日北归,是天佑善人也。’东坡笑而谢之,因题一诗于壁间。”

   苏辙、道潜皆有次韵代老人答。苏辙《子瞻赠岭上老人次韵代老人答》,见《栾城后集》卷二;道潜《次韵代岭上老人答》见《参寥子诗集》卷二。

   2.苏轼《过岭二首》(《苏轼诗集》卷四十五)

苏轼在大庾岭上作《过岭二首》,此诗既出,次韵者云集。如苏辙《和子瞻过岭》(《栾城后集》卷二)、李之仪《次韵东坡还自岭南》(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85811.html 文章来源:《中国石油大学是报:社科版》(东营)506年1期